鄭州一位保姆因為雇主拖欠工錢，“偷盜”其價值6.8萬元的手機，一審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事件引發外界熱議。鄭州市中院日前審理后認為，原審判決所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主要有三點：一是被告人對所盜竊的手機價值是否存在重大認識錯誤問題，一審未充分調查、質證；二是涉案手機的價值鑒定問題，一審未充分質證；三是對被告人是否構成自首問題，一審未充分調查質證。所以，依法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 (7月2日《大河報》)
保姆盜竊雇主財物的報道時有所聞，因被盜財產價值昂貴而受到刑罰，也不是新鮮事，被告不服提出上訴，發回重審更是法院審理的正常程序，通常不會引起公眾關注。但這個案子恰恰相反，從一審結果到二審裁決，都引發輿論爭議，其中應有值得各方反思之處。
那個手機，雇主說是被盜，保姆說是“私藏”，就事論事，法官可以存而不論，因為法律事實不能由犯罪嫌疑人自我界定。但本案的由頭不能不予以考慮。據保姆說，她是因為雇主拖欠工資，心懷不滿而出此下策。對于保姆的不滿，雇主太太是知道的，但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從法律上說，拖欠工資和 “私藏”財物有所聯系，但不能放在一塊談，這一點檢察官說得很明白，“欠錢和偷手機是兩個法律關系”。但在公眾看來，一個人挨罵之后打人，與無緣無故打人，還是有區別的；所以，先有保姆被欠款，后有“私藏”，即便確為偷盜，拖欠工資的雇主也并非全無責任。但在那位檢察官口中，“欠款一事，沒有相關證據證明，之前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她都沒提過這事”。到底是沒提過，還是司法機關沒有在意？至于有沒有證據，問下雇主，馬上就可以知道。如果確有其事，雖然兩者不能相抵，但“私藏”的可能性有所增加，適度減刑或許值得納入考慮，讓一個事出有因的初犯之人，入獄10年，于法于理于情都有點說不過去。 《京華時報》日前也報道，某雜志社的執行社長胡某以招聘為名強奸女孩，主審法官尚且念其初犯，從輕判處有期徒刑7年。兩相對比，公眾難免會對量刑尺度感到疑惑，對此又該如何解釋周全？
保姆即使罪有應得，該判10年，但按照“罪行相當”的原則，刑期的確定也需取決于失竊財物的價值。從二審法院的判決來看，恰恰在這個量刑重要證據上，一審法官只聽了雇主的報價，未經質證。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雇主有義務證明手機價值，法庭有責任核實，之后才能量刑，怎么可以在重要事實“認定不清”的情況下，就確定了刑期？如果雇主說值100萬元，法官就要判保姆無期徒刑不成？負責案件一審的檢察官和法官難道沒想過，未經質證就采納雇主關于手機價值的說法，會不會被外界質疑為 “偏袒有產的雇主，而對弱勢的保姆不公”？
本來沒有任何不正常的二審發回重審，放在輿論強烈反彈的背景下，就容易造成公眾誤解：一審法院不夠公正，只有通過媒體質疑，才有可能在法律體系內部獲得糾正。輿論監督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在維護社會公正方面，輿論比法律更積極，媒體的形象比法院更高大，恐怕并不是一種合理的局面，畢竟，任何社會不可能讓媒體來取代法律行使維護公平正義的常態職能。法律以“天平”為標志，司法機構必須守住自己的職責，才能確保法律的權威和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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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保姆偷手機獲刑十年”考問司法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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