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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律師看 “許云鶴案”報道之失

李英俊

傾向性報道貽害深遠

天津“許云鶴案”到底是撞人還是助人？目前雙方當事人都無充分證據證明。該案經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傳播后，民眾一邊倒地認為一審法院判決錯誤，該判決的出臺打擊了民眾助人為樂的熱情，進而導致老人摔倒沒人扶的情況越來越多。但筆者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在法律和情理上并沒有硬傷，而在部分媒體的報道中，卻存在先入為主的情況。

打開報刊或者網絡，“天津彭宇案”這幾個字隨處可見。其實南京“彭宇案”與天津“許云鶴案”根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案件，媒體把兩個不相干的案件拿來類比是不恰當的。“彭宇案”是行人與行人是否相撞的問題，不是交通事故，屬于一般侵權；“許云鶴案”是機動車與行人之間是否構成交通事故的問題，屬于特殊侵權。兩個案件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

關于本案的事實問題，有媒體從業背景的許云鶴先聲奪人，先通過網絡“喊冤”說自己做好事被陷害。隨后跟進的一些媒體記者并沒花時間認真調查核實，只是根據許云鶴的自述，找來一些專家論證一審判決的荒謬，部分報道對不利于許云鶴的證據材料只字不提。

那么一審判決是如何認定案件事實的呢？他們的結論是否有問題呢？天津市天通司法鑒定中心出具說明“不能確定轎車與行人王老太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沒有接觸。”參與治療的張寅龍醫生表示“無法確定原告傷情具體成因，但能夠確定原告傷情系外傷所致，根據原告的年齡及具體傷情，原告自己摔傷的可能性較小。”

新聞報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用事實說話，要客觀全面地反映整個事件，新聞五要素必須明確無誤。部分媒體對證據材料不恰當的取舍和傾向性報道，是讓民眾誤會王老太的最直接原因。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在現有證據情況下，如果法院判決許云鶴不承擔賠償責任，大家會不會認為王老太可能是更大的受害者呢？

專業水準：法律和新聞層面均需提高

一些媒體在報道中提及“誰主張誰舉證”的觀點，認為王老太必須有充分證據證明許云鶴撞了她才能要求賠償。其實這種要求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因為，已經發生的事實根本無法完全還原，法官只能依據各種證據來查明事實，所以在裁判案件時，只要能夠確定某一事實發生的可能性極大（法律上稱作高度蓋然性），就可以直接做出裁判。

另外，還有些媒體認為一審法院采用推測方式認定王老太受驚嚇摔倒是不恰當的，其實法律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明確規定。最高法司法解釋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本案中，假設發生碰撞達不到高度蓋然性，即按許云鶴的說法，他在30~40米外看到王老太準備翻越護欄，在四五米處她突然從一貨車后變道出來。但依此說法，法官根據日常生活經驗認定王老太受驚嚇也是合法合理的。

當然，這個案件法院還可以考慮聘請專家證人來進一步分析王老太受傷的原因。如果發生碰撞能夠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法院可以直接認定。另外，無論許云鶴所駕駛車輛與王老太是否發生碰撞，只要王老太的摔倒與許云鶴的駕駛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均可以認定構成法律意義上的交通事故。

還有記者認為王老太違章在先，就算撞到她也不需要賠償。把人的生命等同于一輛汽車，這是相當不人道的。文明社會強調以人為本，機動車作為高速運轉工具，其危險性與行人相比明顯不屬于同一檔次。本案中，原告王秀芝跨越路中心的護欄，明顯存在過錯，但機動車在公路上并不享有絕對的路權。

考過駕照的人都知道，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文明駕駛、安全駕駛的規定，機動車遇到違章橫穿公路的行人，必須采取適當措施進行避讓，這是駕駛員的法定義務，駕駛員必須遵守，違反該法定義務造成他人損害就應該承擔責任。

關于本案的賠償問題，媒體報道中普遍認為許云鶴賠償過高，這說明相關媒體人并不了解這方面的法律規定和立法背景。由于機動車具有高度危險性，為了解決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后的賠償能力問題，《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機動車必須購買交強險才能上路行駛。發生交通事故后，首先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賠償，超過部分由當事人根據責任大小分擔。

本案中王老太經評定為傷殘八級，損失總計110840.12元。許云鶴所駕駛轎車沒有購買交強險，他因此承擔了本應由保險公司賠償的107117.16元；其余損失3722.96元，許云鶴只承擔40%計1489.18元。也就是說許云鶴承擔的絕大部分賠償責任，是因為沒有購買交強險造成的。

為更清楚地解釋許云鶴案中的法律問題，這里提供兩個類似案例供大家參考：

1.某河邊公路，一無駕照者騎著未登記的摩托車靠河一邊行駛，一大貨車快速從旁邊經過。由于大貨車與摩托車之間距離太近，摩托車駕駛員驚惶失措摔下河中。大貨車駕駛員立刻停車，衣服沒脫就跳下河救人。

2.漆黑的夜晚，一貨車開著遠光燈，迎面出現一騎自行車的人。騎車人因該貨車光線太強影響視線，掉進路邊水溝。

這兩個案件，如果法官不根據相關證據及經驗法則來判案，而是直接判決貨車一方不承擔賠償責任，不知大家是否覺得公平？

“許云鶴案”還在二審進行中，最終結論還沒做出，但該案經媒體報道后所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卻相當巨大。廣大媒體工作者應該從這個案件的報道中吸取經驗教訓。媒體在刊發新聞報道時，應該首先考慮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和新聞報道的社會效果。媒體報道具有極大的放大作用，為避免報道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應該盡量客觀反應和評價案件事實，多聽取不同法律人士的觀點和意見，不要先入為主，不要輕易下結論，盡量引導民眾理性地看待法院判決。

現實生活中，故意“碰瓷”或者冤枉他人的只是極個別的人，大眾不應因為這極個別人的行為，而放棄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媒體更應嚴格區分個別情況與普遍事實的不同，以免誤導公眾。（作者是四川法典律師事務所主辦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