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民：沒有內容做支撐的影響力是不可持續的，是空中樓閣。我們認為《京華時報》在影響力上，當然我們做很多的事情，我們現在品牌也在發力，整個經營也在發力，但是我們自己很清楚，我們一定要在內容建設上下大功夫。內容建設主要是幾個方面，一個是有影響的新聞報道，第二個是評論，第三個輿論監督，第四個主題策劃。我認為影響力主要在這四個方面。先說報道，要在高質量的新聞報道上，我在這里講到高質量是指媒體的報道，它是影響社會的日常手段，也是構成媒體影響力的基本材料。媒體影響力如果是一個大廈的話，它就是由日常新聞報道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持續不斷的新聞報道所產生的持續的，不斷的影響，它在累積著，加強著媒體的影響力。當然，我們也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報道都能產生影響，很多報道可能還會削弱影響，比如說那些平庸的報道多了，這個媒體就跟著平庸了，比那些低劣的報道多了，這個媒體也可能低劣了。
在這個時代，由于網絡的迅猛發展，媒體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現在已經不是缺信息的時候了，你隨便弄一條消息就受到歡迎嗎，未必是這樣，因為大家缺少不是信息，信息泛濫了，爆炸了，甚至過剩了，這個時候，能夠產生廣泛深刻影響的，我認為主要是兩種報道，一種就是獨家報道，一種就是深度報道。獨家報道為什么有影響呢？因為是首先發布的，它可以做到先聲奪人，它是后來信息不斷擴散放大的總源頭。以后不管多少人轉載，多少人放大，它都在擴散著你的影響力，因為你是源頭。這是毫無疑問的。還有一個是深度報道，這種深度報道由于能切中時代發展的脈搏，能夠直擊公眾關注的焦點，敢于觸碰社會發展的難點，容易在公眾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從而能擴大你內心的影響力。更多的情況下，在今天，影響力是從這些報道中形成的。這些深度報道反映出一個媒體的新聞敏感度，反映你對事件駕馭的能力，它反映出你鮮明的立場，同時反映出你的品格。這種影響力會不斷地放大。
第二個方面，影響力要在觀點鮮明的評論上下工夫。剛才提到《京華時報》的評論，確實這幾年來下了大的力氣，我們認為這是《京華時報》這兩三年來改版最重要的一步，因為《京華時報》在過去初創辦前幾年是不說話的，甚至是連創刊詞都沒有的一份報紙，就只講事，不說話。那個時候是行得通的，因為那時候大家還缺少信息，現在大家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觀點。這個時候你再不說話，就是一個啞巴。我們從2008年年底持續改版時就提出來評論是媒體高高舉起的一個旗幟，是媒體向周圍世界發出的聲音，那么他也是媒體擴大自身影響力的思想高地。在今天資訊發達，信息爆炸的時代，受眾所缺少的已經不是信息，而是對信息的選擇、理解、分辨、消化。這些消化需要觀點來指引，特別需要評論。而且信息接受得越多，就越是需要評論，同時今天又是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時代，眾說紛紜，讀者也需要在雜亂的噪音中，分辨出那些主流的聲音，分辨出那些最令人信服的權威觀點，這些就是時代的強音。《京華時報》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正是基于這么一個認識，我們花了兩到三年的時間，現在構筑了《京華時報》完整的評論體系，同時構筑了京華時評這個觀點高地，一個高地，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時事評論，財經評論，文娛評論，教育評論，包括各個專業領域的評論，比如房產、汽車、健康領域的，旅游等等，在各方面都在發聲，體育也在發聲，這樣一個體系已經構成了。再一個特別是構筑了京華時評這個品牌觀點高地，從不說話的報紙，到天天要說話，而且要敢說話，說真話，也要會說話。有很多重大的問題，北京的，全國的，乃至世界的問題，我們都發聲，這塊的例子很多了，比如關于北京的地鐵禁報令，連續發九評、十評，比如關于廢除強拆，我們連續發五篇評論，關于上海大火發了多次評論。最近幾期評論，大家印象也很深等等。特別是在有的時候，我們很多兄弟媒體覺得不好講話，不知道該怎么講話的時候，《京華時報》及時地發出了評論。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疆“七五”事件出來以后，這個太突然了，而且太重大了，背景又太復雜了，這個時候要不要發篇評論？第二天全國的媒體只有三家發評論了，是人民日報、新華社，還有《京華時報》發了。三篇評論，《京華時報》的評論最好，標題也非常醒目，“穩定是福，動亂是禍”，直截了當，旗幟鮮明。我聽人大新聞學院的老師給我講，現在我們的很多評論已經成為人大新聞系評論課的范文。在北京我遇到各層次的讀者，特別是高層次的讀者，他們現在是每天必讀京華的第二版。
周曉鵬：讀者已經形成閱讀習慣了，或者有閱讀的預期在里面。就像您說的，現在在做網絡媒體我感覺到，大家獲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來越多樣化了，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除了每天看發生了什么事之外，還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這個聲音意味著什么，對我代表什么，對我有什么影響，我怎么去看這個事，這些成為很多讀者的需求。從這種意義上講，評論的份量，觀點性內容的提供就變成很重要的課題。
吳海民：對。評論是媒體影響力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為什么重要呢？因為它能夠從思想上左右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判斷，而且由于這些評論所代表的是媒體機構的立場、觀點，就更能夠形成影響力。同樣是一篇評論，講了這么一個觀點，如果你從個人博客當中發出的，當然有些意見領袖也很有影響，但他畢竟是個人意見。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這個觀點是京華時報講的，代表一個新聞機構的立場，它就更有力量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評論上不遺余力在做，而且下一步還要再加強。比如說財經評論，我們現在是每天在財經版頭版做一個資本論，每周有一個評論專版，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個評論專版，財經評論要做評論專版，讓各種觀點在《京華時報》的各個版都能夠散發出來。
影響力第三個方面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這個問題稍微敏感一點，但是我們認為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運用媒體的力量對社會，對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及其他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進行主動干預，促使他們沿著法治的軌道和公共準則運作的一種特有的權利，這是媒體特有的權利，也是擴大媒體影響力的利器。我們現在的監督應該說也是一個體系，包括黨內監督，人大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等等，這是一個監督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輿論監督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輿論監督有它特殊的辦法，比如說它特有的公開曝光，公開批評這種方式，能夠產生很強的影響力，甚至是一種震懾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媒體都不能放棄這個批判的武器。如果一個媒體放棄了輿論監督，缺乏批評精神，失去報道中和評論中應有的鋒芒，那就很難談得上影響力了。在這個問題上，《京華時報》是非常堅定的，是一貫的。昨天我們在審片，就是《京華時報》十年的視頻，我們自己制作的，這個視頻回溯了《京華時報》的創刊號，創刊號的頭版頭條是什么？就是輿論監督，密云水荒問題，在當時是北京各個媒體都不敢報的題材，但是又影響到整個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所以《京華時報》創刊號第一篇報道，第一個頭條就是輿論監督，一直堅持到現在，我們覺得應該代表市民，應該反映他們的呼聲，關心和維護他們的利益，應該替他們說話，對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是要打抱不平，對錯的事情，我敢于講，讓你改正。剛才我講評論的時候，講到我們的九評地鐵禁報令，那是非常典型的，我認為這是中國媒體輿論監督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曾經想讓評論部把報道的整個過程寫出來，這是非常有趣的。北京市一道禁令，不允許地鐵一號線、二號線賣報紙，這種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就是交通擁擠，影響秩序。但是地鐵本來是公共場所，也是一個文化場所，你走遍世界，哪個國家地鐵不賣報呢？我到日本去，大家都坐在那里看書看報，到歐洲去更是這樣。歐洲這么多年來，報業的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地鐵報。你說在中國的首都不讓賣報，這個事情我認為明顯是錯的。問題是你要是真的為了維護安全、緩解擁擠，咱們也能理解，問題是它還留了尾巴，即只允許一個報紙賣，就是娛樂信報，這就不公平了，如果說這份報紙與北京市沒有關系，也行，但是恰恰這份報紙和自己有利益關系，這就太失公平了。所以《京華時報》在這些問題上，不管你是哪個高層做的決策，堅決要進行監督。所以當時我們派出記者到現場，進行了詳細地調查和報道，同時發評論，九評，一直評到你收回成命為止。從第一天起就把九評的題目都擬訂好了，我當時估計九評能解決問題，事實就是這么巧，當第九評出來的當天下午，北京市緊急開會，廢除了這道禁令。我認為這就是輿論監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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