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近距離觀察過那架轟鳴的創新機器。
那是2011年的11月，同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如田溯寧、李東生、俞敏洪、曹國偉等一起，在美國旅行，從東岸到西岸，拜訪大公司、銀行、政治家與學者。我們見過了那些經常出現在報紙和雜志上的人，他們在美國和中國都同樣聲名顯赫。
比如摩根大通的銀行家吉米·戴蒙，當時摩根大通還對后來讓它陷入尷尬境地的“倫敦鯨”毫無察覺。相反，金融危機似乎讓這家銀行更加強大了，從我們見面的會議室的窗戶，可以看到被它收購的貝爾斯登大樓，它變成了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大樓。比如外交關系學會的主席羅伯特·魯賓，在作為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時期，他主持了對墨西哥經濟危機的拯救，和拉里·薩默斯與格林斯潘一起，被《時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組”的美名。再比如，前任國務卿鮑威爾將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接替了駱家輝出任商務部部長約翰·布萊森……
那是無休止地關于人民幣匯率、歐洲經濟危機、總統大選中的中美關系的討論，讓人疲倦。這些話題中的世界是灰暗色調的。眾人憂心忡忡地看著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地球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似乎總也理不順它們之間的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變成了一個難題，一個嗷嗷待哺的無賴嬰兒，它可能把金融危機后驚魂未定的世界全拖下水。
但最后一站卻截然不同。在帕洛阿爾托的天空下，我們見到的所有人在談論的都是創新和成功。空氣中彌漫的金錢的味道比華爾街還濃，但卻是活力十足的味兒。在帕洛阿爾托的四季酒店見過一些投資人、創業家和教授，參觀了谷歌和Face-book，同當時還未上市的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見了面，當時強烈的感覺是，這架創新機器絲毫沒有受到美國經濟緩慢復蘇的暗色調的影響。它在自顧自地轉動，不停創造出驚人的財富。
讓我感到強烈震撼的是兩個人。一個當然是炙手可熱的硅谷金童馬克·扎克伯格，另一個是維諾德·科斯拉。
后者雖然不像前者那樣是全球名人，但此人在科技行業和風險投資領域大名鼎鼎，只是可能不為這兩個領域之外的人所熟知。
我們見到維諾德·科斯拉時，他已經56歲，頂著一頭白色短發，身材瘦高挺拔。他穿一件休閑西服，里面是一件高領長袖T衫。和他年輕時一樣，說話時是個熱情的大嗓門，給人的感覺是急不可耐要向你表明什么，聲音響徹全場。
年輕時，維諾德·科斯拉從印度到美國留學，在讀完斯坦福大學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學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貝赫托西姆一起創建了太陽微系統公司。這家公司是IT領域非常重要的一個公司。在美國司法部起訴微軟壟斷時，太陽微系統是法庭上重要的發言者之一。后來這家公司被甲骨文收購了。
但是在此之前維諾德·科斯拉已經離開了太陽微系統。他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原因是因為他和太陽微系統的主要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之間有很多公司運營管理上的分歧——發達的風險資本是硅谷能夠在創新創業上始終領先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卻加入了約翰·杜爾供職的風險投資機構KPCB，轉行做投資。約翰·杜爾是硅谷最好的投資人之一，我們熟知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如雅虎、谷歌和亞馬遜，都拿過約翰·杜爾的投資。
科斯拉在KPCB的投資生涯也很成功。他曾經以在6個公司5000萬美元的投資換來了150億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纖網絡設備制造商賽倫特在被思科以69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萬美元投資在兩年半之后價值變為20億美元，這是硅谷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投資案例之一。這些戰績也讓科斯拉一躍成為和約翰·杜爾、邁克爾·莫瑞茨等齊名的風險投資人。
后來科斯拉還是覺得KPCB是個太大的機構，不能靈活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于是他索性離開KPCB，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科斯拉資本。科斯拉資本目前有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10億美元用來投資新材料與新能源行業，還有3億美元是專門投資早期創業公司的種子基金。
科斯拉的同事介紹說：“我們投資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風險，是真正的風險投資。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投資了超過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為公司創造了超過10億美元的收入。”
二
我們以維諾德·科斯拉為案例，或許就能看出為什么美國會不斷有新的科技公司涌現，其中還有些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巨頭，成為讓很多人都羨慕的奇跡。
首先是開始創業的難易程度。
科斯拉以自己為例子說：“我在印度讀大學本科時，希望能創建一個公司來做豆奶。因為當時我看到很多孩子沒辦法喝上新鮮的牛奶。新鮮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當時不是每個家庭都有冰箱。這啟發了我，我想做這樣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讓每個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沒有辦法創業。不過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輕，也會很容易就開始創業。我的創業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給你錢，幫助你創業。這就是硅谷特別的地方。”
維諾德·科斯拉是印度人。也就是說，如果純粹從人的聰明程度和企業家才能上說，如果印度和美國硅谷擁有同樣的軟環境和硬環境，科斯拉完全可能是在印度創業，在印度做投資，現在可能是作為一個印度商業巨頭住在班加羅爾。但是顯然不是這樣。因為在當時的印度根本不具備讓一個大學生創業的條件。
這些條件包括：你注冊一家公司的難易程度和你獲取創業資金的難易程度。除了富二代和官二代之外，所有想要創業的年輕人都會碰到這些問題，而在硅谷這些問題都相對容易解決。因為在硅谷除了遍地都是想要創業，成為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下一個拉里·佩奇或者下一個馬克·扎克伯格的年輕人之外，同樣多的還有手握大量美元的投資人。這些投資人也有自己的夢想，那就是成為下一個約翰·杜爾，下一個邁克爾·莫瑞茨，甚至下一個維諾德·科斯拉。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稅收的問題。對創業公司的稅收問題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問題是對風險資本獲益的稅收問題。美國的風險資本開始大行其道，應該是里根在加州當州長時，大幅度降低了對投資收益的征稅比例，因此大量的資金涌入了風險投資這個行業。這些錢交給專門的風險投資機構，再由風險投資人去挑選那些有前途的創業公司，給他們提供資本金。
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科技巨頭，比如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除了創業家本身的企業家精神之外，背后也都有風險資本在驅動。如果看過描述Facebook創業經歷的電影，就會知道，雖然影片中對馬克·扎克伯格的描述不太正面，但是把公司搬到硅谷絕對是關鍵一步。在硅谷他們拿到了貝寶創始人之一彼得·席爾的風險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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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經濟觀察報：創新機器與死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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