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的滬市收盤依舊沒有突破2500點，與2007年10月16日的6124點相比，絕算不上牛市。然而，公告股權激勵計劃的A股上市公司卻從2006年開始的股權激勵初步試水時的36家到2011年達到了巔峰期的116家。
與之類似的另一個推出股權激勵計劃較為活躍的年份為2008年，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副總裁方攀峰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認為，2008年遭遇經濟危機，股市也呈現“熊市”，二級市場股價和業績的低迷讓股市前景不容樂觀，但是卻為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計劃造就了好時機。
熊市中的股權激勵“牛市”
美國CEO中的最高年薪者(將近4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于其持有的112.5萬股的股權獎勵)、蘋果公司CEO庫克近日宣布自愿放棄其所持超過100萬的限制性股票產生的7500萬美元分紅時，諾基亞高管一定在抱怨“飽漢不知餓漢饑”，在過去6個月里諾基亞股價縮水了三分之一，在過去5年里累計下跌逾70%，其高管和其他相關人員的股權激勵恐怕也可能很難實現。
自從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高管持股計劃”把全球帶入股權激勵的浪潮后，股權激勵是不少公司為使其高管能夠為公司長期發展勤勉盡責的治理方式之一。
國際管理咨詢機構麥肯錫通過對美國38家大型企業建立股權激勵機制前后的業績變化進行研究發現，實施股權激勵后公司的投資資本回報率、每股收益、員工人均創利三項指標均有大幅提升。
在中國，2011年是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公告發布最多的一年，截止到2011年底，共有303家公告了股權激勵計劃，而無異議通過的為205家。
“一方面低股價能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費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激勵對象的出資壓力，更重要的是，業績低迷時推出股權激勵也降低行權的業績壓力。”方攀峰說。還有一層驅動因素在于，2009年創業板推出后，該板上市公司踴躍推出股權激勵計劃，2011年成為爆發期。
盡管作為公司改善治理結構、市值管理的工具，股權激勵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運用，但真正推出股權激勵的中國上市公司還只是較少的一部分。在2316家受調查上市公司中，推出股權激勵計劃的僅有12.9%，而獲得證監會無異議通過的僅有9.7%。
從國際經驗來看，東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段亞林透露，美國、加拿大95%以上的上市公司都實行了股權激勵計劃；歐洲多數發達國家推行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比例超過80%；亞洲的日本僅有40%有股權激勵計劃，即便印度上市公司也達到30%。
而在中國，數據顯示，近六年股權激勵計劃公告后獲得證監會備案無異議的205家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為171家，占總數的83%，“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國有性質企業實施股權激勵受到證監會與國資委的雙重監管，方案設計的約束條件更多，這給國有性質企業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帶來了較大的困難與阻力。”
首批僅4家公司完成全部行權
上述諾基亞的故事在中國也有類似劇目。不少上市公司在2010年底或2011年上半年股價相對較高時推出的股權激勵計劃，也因股價下跌過猛造成行權價高于二級市場當前股價而淪為“雞肋”，甚至出現集體中止。
還有的時候，股權激勵計劃可能“胎死腹中”。去年12月7日精密空調生產商依米康(300249.SZ)披露激勵計劃草案，對于依米康72名核心人員來說，雖然幸運地被納入股權激勵人員名單，但是“跌跌不休”的股價，讓當初打了“五折”的行權價格都顯得不是那么安全。最終，在近九成激勵對象反對即時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背景下，依米康在“門口”停下了腳步。
即便公司推出了股權激勵方案，也獲得證監會無異議通過，能否真正行權也是很大的問題。在2006年第一批36家公告股權激勵方案的公司中，按照上市公司管理辦法和證監會三個備忘錄要求的、到2012年初完成每一期行權條件而全部行權完成的，僅有4家公司，絕大多數企業的股權激勵在經濟周期中被迫中止。
分析中止的原因，方攀峰說，有的是受歐債危機、美國經濟低迷等國際環境因素影響國內外市場需求大幅度萎縮，從而影響了公司業績，如，橫店東磁、星期六、偉星股份；有的是對激勵期間業績預期較高，公司很難完成指定業績而影響了行權，如新和成、名流置業。
繁復的層層審批的制度，也可能造成股權激勵計劃流產。漫長的審批流程，不僅可能錯過股權激勵最好的時機，也可能在重重關卡中被設置更為嚴苛的條件。
段亞林建議說，監管機構可以考慮簡化程序，設定限額分類監管、權力下放企業，比如5%以下的小比例，或者一定數額股份以下股權激勵是否股東大會通過就可以，而不需要審批，否則層層審批下來，股價已經不是當年的樣子。
缺激勵也缺約束
“中國市場不僅缺激勵也缺約束。”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周勤業在談到目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環境時同時還認為，隨著A股市場的日趨成熟，股權激勵的相關配套制度也應該隨之逐漸完善，首要的是企業監管、評估以及停牌披露機制，強化實施過程中的內外部約束。
段亞林也注意到，很多公司在提出股權激勵預案的時候，幾乎沒有獨立董事會反對。“雖然中國的上市公司確實有股權激勵的迫切需要”， 但是段亞林認為，內部制衡機制的設置應該更嚴格和完善地起到審查的作用，發揮其獨立意見的功能。
另一方面，周勤業還認為，與股權激勵相關的會計和稅務細則、信息披露的規范制度也亟待完善。一個例子是，在各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公布方面，沒有統一的口徑，有的公司公布的是稅前的，有的公布的是稅后的，還有的公司甚至未公布。
而在股權激勵方案的會計制度方面也應該更加完善，監管部門應該統一參數，否則即便在統一的固定模型狀況下，參數選擇五花八門，價值也會大相徑庭。
“強化違規激勵制度的回報也是另一方面。”段亞林還認為，股權激勵制度可能會刺激高管沖高業績，但也有可能讓高管做出短期的有風險的投資行為，但是據他觀察，目前多數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方案中，并未提及對高管的一些違規行為追繳激勵的內容。getty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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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熊市推股權激勵“激勵”還是“雞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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