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境外公司章程當中還規定：合格董事會會議必須包括創始人董事的出席，否則做出的董事會決議無效。這樣，在發生爭議時，由于創始人拒絕出席，PE將無法召集有效董事會會議，從而陷于完全被動的法律風險。
解決這些問題并非沒有辦法。“要在VIE結構的基礎上，從境外公司、WFOE和運營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著手，設計符合司法實踐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任免制度和合理的VIE公司治理體系。”卿正科說。
思路之一是利用VIE結構中對股東表決權委托的規定。通常創始人雖然是名義上的股東，但是根據VIE協議，表決權要通過WFOE表決。“我們可以通過把WFOE接管過來，讓WFOE通過運營公司的股東決議，然后控制運營公司的負責人。”
在一些成功解決的案例中，投資人通過年度例行審計的機會，從審計結果中發現財務管理問題和創始人違規或違法的證據；然后在WFOE層面，通過股東表決權接觸創始人在WFOE的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身份，進而更換WFOE公章和營業執照，控制WFOE銀行賬戶。在運營公司層面，根據VIE協議中(表決權委托協議和股權質押協議等)，提前賒銷和解除創始人對運營公司公章使用權和法人簽字權。
“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政策。但在政策出臺前，也通過調整VIE架構來加強控制力。比如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的職務任免、公章的管理、股權安排，要達到一個制衡，財務的共管制度要執行到位，既要放手，又不能完全放手。運營公司里面股權也需要投資人代表加入和加強治理。”
卿正科認為，很多持有ICP行業牌照運營公司應該設立董事會，董事會對法定代表人有一個決策罷免機制，需要逐步設立。
然而，VIE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有待于政府給予明確的規則。2012年2月，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曾表示，VIE背后的制度空缺是一個“陷阱”，亟待解決。
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北京區總經理劉綱稱，中國政策監管目標依然是為了保護和發展本國經濟。既然VIE結構在歷史上曾經推動過中國一個新興產業(互聯網產業)的成長，相信有關部門會充分考慮VIE結構在未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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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投資爭議頻發：VIE架構亟待“陽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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